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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爺門兒們耳熟能詳的“制服誘惑”中，誘惑你的哪里是制服，但制服在其中所增加的征服感也功不可沒。那么，在一本正經的世界里，制服本身有多大誘惑？
為何制服總是泛濫
即使從全世界范圍來看，中國2009年國慶閱兵萬人同步的澎湃之勢也是所有制服群體的巔峰。作為國家主義情感的咖啡因，余音繞梁十年不絕。不過，制服之所以成為任何軍隊和準軍事職業不可或缺的元素，卻不是只為表演。它的最典型含義是標記穿著者被政權賦予的合法掌握強大殺傷力或行使一定社會強制力的特權，穿著者則因此以國家保衛者身份獲得尊崇，或以正義守護者身份受到社會敬畏。穿著者具體是否勝任或為社會滿意是另一回事，制服至少在抽象意義上塑造了這個形象。
尊崇和敬畏是社會普遍向往的稀缺資源，更不用說強制力可能尋租的實際利益，因而，除了個體在體制內爭取權力，在群體層面上，欲獲取這些資源和利益，“一張皮”的作用舉足輕重。雖然“皮”的背后應當是法律的授權，可是相對于旺盛的需求，這種授權實在供不應求，難免渾水摸魚。結果，對真正得到全面權力保障的海關、工商、稅務、質檢、衛生監督等行政執法機構，制服更像是一項多余的福利，倒是從城管、協警到停車收費員和小區保安等可能授權不明、灰色空間巨大的邊緣地帶，制服成了必需品。
在形式上，這張“皮”的外觀自然會從正規軍、警兩個嫡系標準版本開始延伸和模仿。因而每次正規軍、警大換裝后只需數年，總會有一些鄉丁、團練式的“臨時工”與“羽林郎”、“錦衣衛”們魚目混珠，共享威儀。與偽造和冒充者不同，這種權力標記的擴散多少都有基層政府或相當的權勢認可。對這種借權、借威的強大需求，軍警換裝后必然出臺的嚴肅新制服生產和使用制度的法規往往無法抵擋。即使常服管理嚴格，迷彩服仍是個好機會。
更無法阻擋的還有借制服追求尊崇和自豪的需要，因為這種需求往往簇擁在“祖國”的名義之下，不便非議。2014年國慶前北京市一些高校的國旗護衛隊舉行會操，就再次上演了這樣的凌亂游戲。雖然國旗和學生是真貨，但學生們身上包括現役07式軍服在內的國家武裝力量外觀卻沒有任何授權，只是因目的崇高而無人追究而已。
到了北京某游樂場的兒童職業體驗項目就更過分了，孩子們居然親身體驗起了“開國大典”。誠然，西方歷史愛好者也扮演華盛頓、林肯再現某些莊嚴場面，但北京這些娃娃們顯然沒有復刻歷史的能力，這不過是將愛國COSPLAY化而已。當然，也有父母甘為社會基石，讓自家孩子穿上七長八短的警服甚至城管制服，從小體會強力機關捍衛美好生活的責任。
到了市委書記閱警、城管閱兵，以及“升司旗，奏司歌”，遍地的企業軍訓，制服代表安全和正義的崇高實在繃不住了。還是時裝業有素養，不時鬧點“軍裝風”，也主要助力性別中性化和野性元素，而且從不戴什么徽章，點到為止，不給權力秩序添亂。
哪來的正規？
由此看來，制服等外觀的“正規”是一件挺要緊的事。這使人聯想到兩年前一次駐港部隊閱兵中，女兵分隊齊步行進時擺臂高度明顯向英軍靠攏。對這一爭取更適應香港市民習慣的舉動，大陸各種軍事論壇上一時狼煙四起，稱其為迎合當地人的殖民心理，將使部隊軟弱渙散成英軍那樣的“草莓兵”。
其實這些口誅筆伐的理由只有一條——“難看死了”。殊不知美丑不論，關鍵在于大陸公眾已習以為常，封為“最美”的動作，原本也是舶來品。回想歷史，開國大典上的隊列動作就學自敵方，親近、正規如蘇式服飾操典，也曾被棄之如洪水猛獸。重提正規化、出臺隊列條令都是近30年的事，而其中采用的現有“正步”也非漢唐遺風，追根溯源可至普魯士軍隊的“鵝步”，頂峰則在第三帝國。
實際上，今天中國制服外觀上的很多樣式，所學習的對象都可能比中國現代軍隊的歷史長。中國漫長封建史遺留的軍事制度以晚清八旗軍的慘敗而被埋葬，近代意義的常備軍產生于16世紀的歐洲，而現代軍服的源頭則是與軍樂隊一起，作為激發士氣和忠誠、保持紀律的工具而產生的。
現代軍服演化史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歷朝強大者都為使自己顯得更強大煞費苦心，16世紀法國國王弗蘭西斯一世曾創下一件服裝有15000顆金紐扣的紀錄；18世紀擲彈兵的高帽極力使人高大，普魯士輕騎兵還長期在帽子上戴著骷髏圖；英軍士兵著名的腥紅軍服則留下“不易被敵人的血弄臟”的軼聞（其實是因為17世紀中葉茜素紅染料相對便宜）。
沙俄末期，包括官員、醫生、律師甚至大中學生在內，全國近1/10的男性都有制服，其碩大的肩章尤為體現斯拉夫人對等級的迷戀。1917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被捕就被剝掉了昂貴的專用肩章，被他視為沒齒難忘的獸行。二戰前夕在蘇軍身上重現的肩章、碩大的將星和褲管上醒目的紅條紋重新暴露了出身貧寒的大部分軍官對榮耀的渴求。
第三帝國的制服巔峰已堪稱一種文化，幾乎令后世研究者忘記其罪惡。比如德軍士兵胸前掛著的半圓形金屬牌源自古代的護喉甲胄，黨衛軍全黑的制服據說是因為希姆萊崇拜耶穌會士的黑袍所代表的神秘邪惡。第三帝國對社會等級的癡迷更無人能及，老火車司機的禮服也掛著華麗的寶劍。以個人論，這一時期“制服中的戰斗機”當屬戈林，他有陸軍、黨衛軍和空軍的上將制服，但還是最愛親自設計的禮服和鑲嵌珠寶的指揮棒。希特勒開創的黨魁在服裝上既要低調又不能與任何人雷同的傳統恐怕直到勃列日涅夫才打破。由于戰力疲軟，在服裝的復古和華麗上比德國尤甚的意大利軍隊就成了笑柄。即使被俘，他們的軍官和高級軍士也攜帶著禮服、儀仗服，甚至有羽飾的頭盔。
作為大戰勝利者的美軍也有考究的一面。由于只有巴頓入迷，很多人難以相信可自行設計服裝是美軍高級將領的傳統特權。借助鍍金紐扣、閃亮頭盔和象牙柄手槍，巴頓以“隨時都象閱兵一樣”的存在感自信爆表，盡管坦承內心未必總是自信。但是，美軍的盛裝之風到后世只保留在西點軍校鍍金紐扣呈V形直到兩肩的禮服，以及海軍陸戰隊帶鮮紅寬條紋的藍色褲子、鑲紅邊的黑上衣、白色大檐帽和白色皮帶上，主流仍是怎么舒服怎么來，這從二戰中以艾森豪威爾命名的高腰夾克開始，一直延續到“密蘇里”號上日本投降儀式時麥克阿瑟的不羈裝束——卡其布軍褲和開領襯衣，不佩任何勛章、連領帶也不打。
戰后美軍服飾更以實用和平等主義為潮流，有時甚至沒有明顯的官兵差別。貝雷帽風行后，一些精銳拼命抗議才阻止其他部隊也戴上與自己同色的貝雷帽。就連朱姆沃爾特上將70年代為擺脫越戰陰影而特意美化的海軍新制服也在5年后就被傳統水兵服復辟，因為水兵們更在意像不像正宗的水兵。
無法抹去的痕跡
可見，軍服并無永恒的正規，近現代各國的軍服遠不像民族服飾那樣穩定，它的多變其實與軍制、武器和戰術等所有先進戰斗力的引進、效仿直接相關。
由于體系的龐雜，本文僅以帽子為例，追溯一下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
眾所周知，如果不學習西方，包括其“號衣”在內，晚清八旗軍已徹頭徹尾毫無出路。清末編練新軍時，在禮服上短暫地采用過普魯士尖頂盔。
現代軍隊最早的軍帽——三角帽源自17世紀在多雨的弗蘭德斯地區的西班牙士兵所戴的寬邊圓帽，帽檐從兩側向上卷起，別在頭頂和腦后形成三角形，以避雨水流到臉上（在雨衣發明前這相當實用）。這種帽子被法軍在歐洲擴散后，又于18世紀末演變成拿破侖時代最典型的裝束——雙角帽，也是將寬帽檐前后折起別住形成拱形。鮮為人知的是，中國1931年的海軍軍官禮服就效仿了已被英、法、美、日等國采用的這種雙角帽。源自18世紀匈牙利輕騎兵的筒帽（shako）以其頂部高聳的羽飾著稱，自1800年后成為各國陸軍標準裝束，也曾出現在中國北洋時期多種高級軍官禮服中。雖然笨重，它至今仍在西點等軍校學員和儀仗隊沿用，陪伴“大帝”普京的克里姆林宮衛隊近年也恢復了沙俄皇家近衛軍的這種帽子。
源于19世紀30年代“非洲盔式帽”的法軍平頂帽（kepi）由輕便得多的藤條框和布帽罩構成，至今是法國陸軍標志。這種帽子隨克里米亞戰爭被美、俄等多國效仿。在中國，它也出現在民國時期一些軍服上。
中國軍隊現有的貝雷帽的西方來源有目共睹。這種平頂羊毛軟圓帽源自法國和西班牙邊境的巴斯克農夫，19世紀80年代法國組建“高山獵手”山地部隊時率先使用，立刻以其便宜、容易生產、卷起來可塞進衣袋而風靡軍界。因多為各國精銳部隊采用，解放軍90年代末引入了貝雷帽，但立刻遭遇文化沖突，緊貼頭頂歪戴的個性范兒讓很多人不得要領，有人甚至向廚師帽學習，像外軍一樣將其折疊塞入軟肩章下者則招來首長質問“誰允許的”。由于一直有不適合中國人臉形的評價，恰好現行條令規定著夏裝時可戴大檐帽也可戴貝雷帽，據說貝雷帽已在很多部隊慘遭閑置，大有被掃地出門的可能。
首先于1811年成為沙俄陸軍軍官作訓帽的大檐（沿）帽也為代替笨重的筒帽而生，隨后經普魯士、英國推向全球，20世紀全面普及。1811年沙俄海軍將它去掉帽檐，就成了現代世界通行的水兵帽，到美國海軍手中又演變成邊緣直立的白帆布水兵帽。
著名的中國“解放帽”從40年代末一直用到80年代初，其前身——紅軍時期的“列寧帽”在樣式上也源于大檐帽。因為從一開始，大檐帽的硬內撐就不便于收放（在前沿的軍官經常把內撐扔掉，德軍1934年為軍官配備了帽頂更小、無內撐、軟帽墻、皮帽檐的可折疊大沿帽，稱“老式帽”）。在制服文化濃厚的沙俄社會，大檐帽在普及到多種勞動者身上，甚至融為俄羅斯民間服裝一部分的過程中，演變成了列寧頭上那種雖仍有帽墻、帽帶和帽檐，但帽頂已完全軟化的便帽。
當中國紅軍直接借用蘇聯式樣時，對其源流并無興趣，但在比較講究的使用中又將其捏為八角，被后世稱為“八角帽”，其實也是無意中向最初硬頂樣式的復歸（shako的一種方頂變型從1784年起為奧地利槍騎兵使用，后隨參加拿破侖戰爭的波蘭軍團帶到東歐，因而波軍至今沿用四角方形大沿帽）。中國的“70后”小時候能得到一頂解放帽，常有無師自通的偏執玩法——將帽頂捏出棱，甚至內藏軟樹枝撐成大檐帽，可見男性內心中外相通的那點頭頂的虛榮。
船形帽曾于50年代初被中國從蘇軍引進并曇花一現，其實這種相當普及的現代軍帽源于19世紀90年代的奧地利帽，另一個源流是側面看頂更圓的Torin帽，特點都是有可折向下的部分，用于壞天氣時耳朵和后腦的保暖，但更多地還是因可折疊或塞入軟肩章下的便利而風靡。
因民國軍隊和八路軍的使用而名垂青史的帶舌野戰帽源自一戰前德國和奧地利山地部隊的有舌“滑雪帽”，主要特征為有可翻下的護耳，平時用兩顆扣子固定在前方。在非寒帶使用時，出現了帶長帽檐、假護耳、帽冠略低、由斜紋棉布制成的樣式。從1943年起，它成為德軍全軍標準野戰帽。而至今令國人恨之入骨的二戰日軍戰斗帽也與之類似，只是頂部更小，但日本可不是這么晚才學習西方，此帽應該是以平頂帽在后世的某些變形為來源。
二戰后美國陸軍在M1943式制服基礎上推出的M1951式配備了軟頂野戰帽（也稱巡邏帽，可戴在鋼盔內）。雖然其硬帽檐類似棒球帽，但它在朝鮮戰場時其實還有一塊可折下的法蘭絨護耳，彰顯了德軍野戰帽的淵源。朝鮮戰后取代它的李奇微帽更硬，并因被卡斯特羅常年佩戴而全球聞名。雖然1962年出現了更類似棒球帽的熱帶野戰帽，但越戰中它已被取代，直到1981年重出江湖，2011年再次成為美軍制式服裝。由于美軍風行將野戰帽頂部捏出直立甚至外展的棱邊，常被中國人誤稱為“八角帽”。棒球帽作為傳統棒球服裝的一部分最早于1860年出現于布魯克林“精益”隊，主要用于遮陽，圓頂，有長檐和頂紐，前部一般繡有醒目的球隊標志，有的后部可調大小。40年代形成今天的樣式后，一直在美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海軍與工作服配用，但中國自87式服裝開始采用的作訓帽其實源于美軍野戰帽而非棒球帽。
至于在中國特種部隊近年配發并風行的一種寬檐軟帽——奔尼帽（boonie hat，源于美軍俚語boondocks，“山地”之意），看似來自越戰時期美軍“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有人還稱之為近年的“黑馬”，其實有更長淵源。它源于愛爾蘭漁夫或農夫用的桶帽（bucket hat），后者用帆布或牛仔布制成，寬寬的下斜帽邊便于遮陽防雨，后流行于英國上層的戶外活動。受英軍早期一種濕熱地帶制服影響，二戰時在東南亞作戰時的澳軍就將奔尼帽（他們稱giggle hat）作為制式服裝，改進是帽檐更硬，頂部縫一圈帶子用于插樹枝偽裝，用暗扣將兩側帽檐卷起后又成了澳式牛仔帽。1967年美國陸軍將奔尼帽作為帶防蚊網的叢林帽配發，一直沿用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也變化不大。
中國現行警服與西方的關系同樣一目了然，尤其是率先為女裝直接引進了美式卷檐帽，曾令人耳目一新。不過最近幾年，或許對美軍厭惡和鄙視漸長，最新的儀仗女兵服裝將卷檐帽的帽檐大大收縮，幾乎重回折檐的八路軍帽（其實也源于德軍野戰帽）。
可見，軍隊之間自古強者為師，學了就是學了。在制服領域發揚民族主義難度頗大，回到秦漢當然可以不學，但古代事物如何配套現代裝備和文化，國人又能否習慣，有點挑戰性。將俄羅斯視為唯一親近可學的外部借鑒，也需要更善于遺忘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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